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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南方局对新中国成立的贡献

2019-11-08 17:48:02   【浏览】2211

李忠杰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80周年。将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意义重大。一个是庆祝,另一个是纪念。一个是具有整体重要性的事件,另一个是涉及整体局势的事件。这两者相隔10年,但它们有着内在的联系。深入了解这一联系可以加深南方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和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南方局被废除了。它怎么能有所贡献呢?不完全是。新中国不是在任何一天突然建立起来的。它既有准备条件的过程,也有具体规划的过程。这一进程与南方局密切相关。南方局实际上为新中国的建立准备了许多条件,并开始了规划进程。我将南方局的贡献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首先,南方局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和要求,概述了未来新政府建设的初步方向和蓝图。

抗战后期,国民党一方面承诺在战争结束后实行宪政,另一方面坚持专政。对此,南方局局长董吴彼指出:“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政。既然我们反对一党专政,我们自然需要建立一个多党联合政府。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结论。”

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要求董吴彼与张澜、左顺生等民主党派代表讨论组建各党派联合政府的可能性。9月15日,曲波在全国人民政治委员会的报告中公开提出“组织一个由所有抗日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了“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明确了落实联合政府建议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此后,国共双方就是否和如何建立联合政府展开了新的谈判。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就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毛泽东自己起草的七份主要政治报告将标题和主题定为“关于联合政府”。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阐述了我们党对未来新政权的一系列思想和要求,特别强调了如何建设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反对专制统治等重要思想,有效揭示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本质,为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立的未来新政权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举行会谈,达成“双十协议”。同时,他进一步揭示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专制性质,为中国争取人民民主的光明未来创造了思想、政治和舆论条件。

组建联合政府的构想彻底突破了国民党所谓的训政和法律框架,开辟了实现民主的新途径。虽然这一要求遭到国民党的拒绝,但联合政府的构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第一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政府的构想。这是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重大努力,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谈判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方向。

第二,南方局帮助和推动了许多民主党派的建立,为通过多党合作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统一战线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权威的多党合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立的,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谈判和筹备。抗战后期,这些政党大多在重庆建立或奠定了基础。

南方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促进和发展统一战线。南方局坚持“经常交朋友”的方针,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民主派、地方权力团体和著名知识分子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广泛接触。它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党的思想,逐渐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合作,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南方局的帮助和支持下,中国民主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5月,中国全国人民联盟在重庆成立(后更名为中国民主革命联盟,或“小革命委员会”,1949年解散)。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成立(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基金会在重庆成立。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成立。南方局积极加强与这些政党的交流、协商与合作,反对国民党专政,促进多党合作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这些民主党派的建立及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从1948年到1949年,这些民主党派都参加了创建新中国的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已形成。南方局对此做出了贡献。

第三,南方局推动建立一种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为从旧CPPCC走向新CPPCC和建立一个CPPCC形式的新中国提供了有效途径。

在重庆谈判中,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和任务正式确定。根据“双十协议”,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举行。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和各种政治力量的谈判,通过了五项协议,即政府组织计划、国民议会计划、和平建国计划、军事问题计划和宪法草案。这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胜利。然而,国民党政权不愿意接受任何不利于其一党专政的民主改革。它不仅挑起内战,而且违反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1946年11月15日,它在南京单方面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拒绝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解散。

随后,在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的任务被提上日程。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五一口号”,要求召开一次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做准备。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积极响应,逐步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解放区,参加CPPCC会议的筹备工作。毛泽东采纳了民主党的提议,将“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新CPPCC”。周恩来对此解释说:“我们的CPPCC会议,用一个词“新的”,不同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

经过精心准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系列程序,宣布了新政权的诞生,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4.南方局的领导和国民党统治区党建工作的加强,为新中国成立后执政条件下实施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出发,把“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作为“极其严肃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性因素”。

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藏有能力、长时间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机遇”的十六字方针,重视党员理想信念和思想品德教育。在组织上坚持“质量比数量重要,巩固比发展重要”的原则。在工作中,“三个勤奋”(勤奋学习、勤奋工作、勤奋友谊)和“三个现代化”(专业化、社会化、法制化)的实施,始终保持着党组织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党组织不断巩固和发展,经受住各种考验,成为坚不可摧的战场,领导人民坚持抗战,争取和平民主。

在国民党统治区,南方局面临着各种困难、诱惑和挑战,尤其需要经受红酒和红酒的考验。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其他领导人带头。从高层领导到员工,他们坚持自律、扶贫、乐观、团结、友爱的工作生活方式。他们从泥中出来,没有留下任何污点。他们培育了红岩精神,走出了一条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建设的道路。

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员和革命爱国者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的理想、强大的个人力量和崇高的革命正义。红岩精神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一系列精神中的独特精神。像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一样,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要求警惕糖衣炮弹。对南方局来说,这一要求不是对未来的预警,而是实际经历的考验。因此,南方局的党建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建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5.南方局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在特定条件下形成“准外交”,不仅赢得了国际同情,也为新中国奠定了外交基础。

南方局把发展国际交流和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自己的外交使命,以“宣传和争取”的外交政策为指导。

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前来参加南方局的重大外交活动。周恩来在外交上提出了“公平求实、理性礼让、求同存异、谦虚待人、尊贤重女”的要求。在他的领导下,南方局充分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渠道,与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成就,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赢得了国际社会和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王炳南、陈康佳、龚鹏等南方局外事组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外战争线上的重要干部和骨干。周恩来南方局外交工作的作风也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经验和优良传统。

南方局的外交工作在特定条件下是一种“准外交”。特别是1944年,南方局先后推动中外记者访问团和美军访问团访问延安,这不仅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正式接触与合作的历史。董吴彼出席1945年的联合国大会,成为我们党独立外交的重要开端,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空间。

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中国外交史上和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对中国今天的世界强国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参与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南方局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南方局的贡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事业和国际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6.南方局已经培训了大量治理国家的关键人员和人才。他们的性格和风格已经成为新中国成长过程中非常宝贵的财富。

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有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广东、广西、福建和港澳等省,南方地区党员总数达10万人。南方局的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干部和党员中有叛徒和叛逃者。但是,总的来说,大多数党员干部都经受住了考验。对此,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南方局工作的报告后表示,后方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南方局、办公室和《新华日报》做得很好。特别要指出的是,后方有十万党员,大多数是可靠的。

南方局的工作环境和任务与根据地大不相同。他们主要不是用枪打仗,而是和平地工作。他们的任务不是消灭国民党,而是同国民党合作和斗争。他们必须像人类一样工作,与许多人交朋友,以便说服他人,并且充满感情。他们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知识、技能、智慧和个性。他们不仅要严格遵守命令和纪律,还要充分发挥个人智慧,独立思考和决策,灵活处理许多复杂的情况。他们的工作不仅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还包括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教育。他们应该面对国内外。他们不是主要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而是依靠扎实具体的工作一步步前进。他们不能有任何幻想或夸张,但必须始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措施和作出决定。他们大多文化水平高,视野开阔,更好地理解和熟悉人类文明,包括城市文明,具有良好的文明素质。

由于这些特点,他们发展了良好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这种方式和风格更适合治国的特点和需要,在建设和治理新中国的过程中具有更多的优势和优势。因此,他们都是新中国治理国家急需的高层次骨干和人才。其中一些人还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充分证明,南方局领导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因此,胡乔木同志曾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宋平同志还总结说,南方局八年的艰苦奋斗“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共党史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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